二、课程与文化的关系
上述分析说明，相同的课程理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文化和经验出发获得的理解是不同的，相同的理念在不同文化经验之下形成的实践形态也是相异的。由此，社会文化是幼儿教育课程生成发生的背景，是意义获得的源泉。幼儿教育课程犹如一颗种子，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的支持系统作为土壤。瑞吉欧幼儿教育之所以注重参与并从民主和责任的角度来理解参与正是源于意大利特殊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传统，而我国学者从教育的角度来思考参与的意义也是与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滋养、塑造、制约着课程的生成与解释，它规定了课程生成的途径与内容，设定了课程内在的逻辑与范畴，规范了课程解释的视角与方向，幼儿教育课程可谓是特定社会文化的适应性产物。
"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实际存在物是什么"。幼儿教育课程生成的途径与背景赋予该课程能够成其为自身且区别于他者的标志性特征，这些特征也无不体现其所处文化背景的独特属性，建构出独特的课程文化。因而，幼儿教育课程一方面与社会文化相分离，其生存与发展都受制于外在的作为背景条件和支持系统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幼儿教育课程自身也是社会文化的体现，是宏观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幼儿教育课程的文化性格体现在课程
的全部动态过程与静态结构之中，从课程的目标与内容到管理与实施都渗透了特定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课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作用于幼儿及其家庭，可以帮助个体获得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形成特定社会生活能力，完成文化适应，进而实现个体的文化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文化传承是课程的基本功能，也是课程得以立身的根本，任何课程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某种文化与价值，发挥着文化传承的作用。瑞吉欧课程因受意大利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格外重视民主与参与的意义，这种价值取向渗透在瑞吉欧课程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之中，贯穿于幼儿园管理和教学的全部过程之中，成为引导瑞吉欧课程的核心精神。我国幼儿教育课程虽然倡导尊重儿童及其家庭，强调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呼吁儿童及其家庭的主动参与，但是这种理念并没有在课程的全部过程得到彻底贯彻，由此形成的课程文化并不具有内在统一性，容易导致个体的文化适应困难，出现价值冲突与文化断裂。
幼儿教育课程不仅在传承文化，还在选择和创造文化。瑞吉欧幼儿园诞生于二次大战结束后意大利重建时期，当时社会各界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设，建立议会民主，抛却法西斯体制。这种以价值取向转变为内核的文化变迁在社会各领域都有反映，幼儿教育领域自不例外。作为文化的生命机制，每一重大文化变迁必以教育变革为条件。虽然战后的瑞吉欧有一些集体教养机构，但这些机构多由天主教徒主持开办，教育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正规教育为主，幼儿只能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倾听。对幼儿教育的改革成为文化变革的必然要求，人们以民主和参与为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断比较、不断选择和抉择，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瑞吉欧课程。
总之，幼教课程是社会文化的适应性产物。同一理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以产生不同的实践和理解，而该实践和理解的意义获得以适宜于其所处文化为首要前提，因此，我们难以超越具体文化背景确立最终的完美范型和惟一正确的标准去衡量多元的课程实践和课程理解，或脱离其产生的背景进行简单移植。因此，我们在解释和借鉴国外幼儿教育课程时，应具有较强的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自省能力，审慎地分析其产生的背景特征以及我国社会历史文化可能提供的支持系统，进而思考我们可以借鉴什么以及如何借鉴。